文/余杰
前几天，我跟几个正在念高三的北京中学生聊天。当谈到“理想”这个古老的话题时，他们每个人的想法都让我大吃一惊。我以为这些男孩女孩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北大、清华等名校，然而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一点。
有个女孩说，她的理想是当一个电影人。这种电影人是纯粹的自由人，不依附于现有的电影制作和发行体制，与商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她希望中学毕业后到美国去，用一半时间来念书，另一半时间则去周游世界。出门的时候，只带一个巨大的行囊。交通方面不用花任何的费用——一路上都可以搭好心人的顺风车；到了晚上，就到教堂里去住宿，然后在教堂做义工，作为报答。这个女孩说，她要拿着一台家用的普通摄影机，去拍摄那些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，去拍摄教堂天花板上庄严的壁画，去拍摄街头笔直的树木和熙熙攘攘的行人，去拍摄孤独而美丽的乡间小屋……她要认识各种各样的朋友，尝试各种各样的食品。她喜欢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，而不喜欢三毛和尤今写的游记，她认为三毛和尤今的漂泊只是“走马观花”而已，她们看到的只是生活薄薄的表层，而她自己则要去发现更深沉的生命的真相。她还说，在四十岁以前不准备结婚，也就不会受到家庭的束缚，这样就能够专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为自己一个人而活着。这个女孩的母亲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导演，在体制内过着兢兢业业的、职业女性的生活。母女俩的人生将是天壤之别。于是，我问女孩：“你妈妈知道你的想法吗？她是否支持你去实现这个梦想？”女孩对我“狡猾”地一笑，毫不在乎地说：“我没有告诉妈妈呢。等到我自己能够展翅飞翔的时候，妈妈想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那时候她能不让我飞走吗？”
另外一个男孩子告诉我，他的梦想是大学念医科，毕业之后到非洲大陆最穷苦的国家卢旺达去。去干什么呢？不是去做生意，而是开设一家为当地人服务的、不收费的医院。我更加奇怪了：“为什么你要挑选卢旺达呢？”男孩说，他在电视和互联网上看到许多关于卢旺达内战的消息，看到那里的孩子因为疾病和饥荒而变得骨瘦如柴，无依无靠地躺在沙漠里悲惨地等待死亡的降临。那些因为饥饿而死的孩子，眼睛一直圆圆地睁着，仰望着不再纯净的蓝天。看到这些苦难的画面，这个男孩心里十分难受。他梦见自己来到那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，与那些小黑孩一起唱歌和舞蹈。他还告诉我，他知道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“医生无国界”组织当中就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，他们往往为了一个单纯而真诚的梦想奉献出自己的一生。这个男孩说，他愿意像那些医生一样，到最穷苦、最危险的地方去，只要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，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。这个男孩对梦想的表达，让我深受感动，我不禁想起了伟大的特蕾莎修女。一辈子为穷人服务的特蕾莎修女说过：“人们往往为了私心，和为自己打算而失去信心。真正的信心是要我们付出爱心。有了爱心，我们才能付出爱。爱心成就了信心，信与爱是分不开的。”孩子是离爱最近的，人们要是能够永远保持孩提时的爱心该有多好啊。
孩子们的梦想还有很多很多，有人的梦想是当摇滚歌手，有人的梦想是下乡搞水果培育，有人的梦想是去研究毒蛇，有人的梦想是创办一所大学……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梦想中，可以看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。
然而，没有一个孩子想成为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、待在写字楼里的、循规蹈矩的白领职员。要想真正了解孩子们内心深处的想法，大人们需要一种平等而真诚的心态。大人们一直自以为是地蔑视孩子，认为孩子幼稚、不成熟。然而，究竟什么是成熟呢？成熟是否就意味着世故和圆滑，意味着现实和功利，意味着失去做梦的勇气？这样的成熟，我宁可不要。
我敬重孩子们做梦的勇气，也羡慕他们做梦的自由。我也知道，真正能实现自己梦想的，在这群孩子中是少数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得成为天天坐办公室的白领，过着平凡而乏味的生活。但是，我还是觉得，有做梦的勇气，真好。美国教育家博耶回忆了一段关于自己孩子的往事。三十多年前，他和妻子被学校叫去。校方忧虑地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了一个“特殊学生”——孩子的成绩十分糟糕。在一次测验里，老师给这个孩子写了一句“他是一个梦想家”的评语。博耶哑然失笑，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喜欢幻想，经常幻想星星和月亮，幻想到非常遥远的地方，甚至幻想怎样才能逃离学校。但是，博耶绝对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天才，只不过他的才能不适合学校的常规活动和僵化的考试而已。于是，博耶按照自己的方式呵护着孩子的梦想，他相信学者詹姆斯·艾吉的观点：“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人类的潜能都会随着每一个小孩的出生而再现。”果然，孩子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。
没有梦想的童年算不上真正的童年，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。而梦想需要勇气的支持，我们还有梦想的勇气吗？
